全国模范法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 宋鱼水

做一名合格的法官有很多难题，需要不懈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法官，需要很高的司法成本，然而，转型期的法官，不能盲目奢望，需要呼唤顺境，也需要在逆境中浪遏飞舟。

司法的第一个难题是效率与公正的问题。这个司法难题一直成为我们永恒的司法话题。年结案率、均衡结案率、31项指标，历史给予考核者巨大的工作空间，但各种考核即使转化为司法责任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一些艰难的权衡和抉择。难道公正不比效率优先吗？难道立案登记制度不是一场向全社会的司法神圣的宣誓吗？

回答这些问题如此简单，又如此艰难。这一切取决于干警的承受力。当效率制约公正时，当案多人少已经不堪重负时，我们需要一种加班的承受力，需要在保障制度不能解燃眉之急的情况下，有紧急处置能力。曾经有两个问题一直诱惑我思考，一是大医院里为什么始终实行挂号制度？这个问题在立案登记制度运行中豁然开朗。医院里的挂号制度赋予医生量力而行的工作支持，用牺牲效率的方式保证了诊断质量。一名医生一上午10个病人，原则上雷打不动，超负荷必然引起误诊率的上升。当一名法官可以承受200起案件时，他可能面对的是300起，或更多一些，公正不是口号，审限也是内部措施，丝毫不能撼动外在的压力。法官比医生的挑战要大得多。

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有承受效率的坚韧精神。在当前的情况下，牺牲效率也是牺牲公正。任何一种职业都离不开奉献，法官这个职业，当效率和公正的难题无法解决时，很难舍弃效率谈公正，很难背着那么多未结案，依旧坦然处之。法官这个职业需要钢铁精神，也需要特殊时期法官独有的淡定、承担。任何一位经过案海拼搏的法官无疑得到了一种非凡的锻炼，收获了一种特殊的肯定，这种职业素养诠释的不仅仅是“为人民不计功利，想事业甘于奉献”的精神。

司法工作的第二个难题是关于法官知识的整体较量。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法官的整体知识结构呈现下移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法院拥有知识分子，法院干警的知识素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尽管如此，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变革中，无论是法律知识的变化，还是法律所涉猎的每个行业领域里的知识，都一直挑战着法官的能力。弥补社会知识的不足，在法官专业领域不断更新本领域里的知识，有如下方法：用学历激励自己系统地再学习；用专家论证会夯实案件知识；参与出国考察、境内外培训。

进入互联网+的时代，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官们用零距离分享彼此的文书。文书更加拉近了法官职业共同体的交流，文书更能表达法官的思维和文化底蕴。尽管，文书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司法文书的公开增加了法官团队的工作量，舆论的监督带来了巨大的司法压力，但是，在全社会法律知识饥渴的时代，优秀的司法文书对全社会法治建设的引领作用正在不断升温，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了解一旦变成“文书”化，很多问题能够迎刃而解。

我们在文书的表达上，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可以进一步用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打造司法文书的文化性、趣味性、说理性，法律与文学的结合为法官开辟了司法文书的广阔天地。

然而，知识的更新是缓慢的，也是残酷的，集知识与经验于一身的法官更面临着新老交替。《我们老了》、《回家的路》……这些微视频刷新了朋友圈，让我们在司法改革中既满怀希望，又掩埋心中之痛。

司法工作的第三个难题是本土化的完成。我们走过了理想主义的时代，从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一直被理论武装，全面吸收一切进步的法律制度、理念和方法。当面对现实，我们开始认识到：本土化的重要性，理想直面现实的重要性。太超前的法律会水土不服，太滞后的法律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我们虽然是严格的司法者，但是，我们心中法律的戒尺为公正而生，我们为之奋斗的法律是善良与公正的法律，是能够发挥我们公正价值、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

当我们面对一个个案件时，如果是类案，我们在公正和社会稳定之间不断地研究现时的法律，寻求法律智慧的最大公约数。即便如此，法律仍会捉襟见肘，法律剖析的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是新型案件，我们又特别希望一起案件的裁判除了定分止争之外，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能经受住未来时间的考验。前瞻性并非一句空话，落入实处，需要给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试错机制，培育法官的思想尤为重要。独立性、创造性是法官的差异化素质，这些素质容易破解司法领域里的各种难题，真正把当事人的需求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正需求，始终坚持法官的人文情怀和专业性，最终取信于当事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个案的具体化问题，而是个案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案件中涌现出的深层矛盾涉及深水区的问题，一方面裁判统一性需求加大，另一方面，对法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法官不能简单地理解本土化，法官透过案件观察社会，抓住本质问题解读案件的焦点，法官的能力便是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

司法工作的第四个难题是身上具备法官的素质。我们现在对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都有了初步的了解，作为一名中国的法官，我们一直在改革开放中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法官进行学习、交流，促进我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评价法官素质的标准是多元的，有的呈现出人格的魅力，有的呈现出化解矛盾的能力，但大部分法官体现出对裁判规则的职业追求。比如，2016年，五台法官陈昶屹的事迹在青年法官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再比如，广东惠阳“许霆”案判决书，引起了大家广泛的阅读，法官的成熟裁判背后是对这一理论问题的学术共识，二者完美的契合堪称时代“优秀的判决”。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司法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要求。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进步已经进入到职业化阶段，各个行业都在进一步升级，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不仅仅是司法队伍的追求，全社会的职业素质都在大幅度地推进和提升。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两种以上的学术观点难分彼此时，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利益的调整，审判长应尊重诉求利益的表达，在诉、审、判一致的程序问题中发挥推动力，力促每一个环节的专业性，使案件从初始到审结呈现出司法的民主和最后观点无可争议的说服力。虽然案件有多数意见，必然有少数意见，但无论是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不是轻而易举的结论，真正疑难的案件，即使少数意见，也有令人信服的说理。

医生在给重症病人治疗的时候，尽管会有几种方案，但每一种方案都是有底线的，是优中选优。法官在裁判中的不同意见也是如此。律师与法官共同的专业性要求裁判必须有专业水准，司法的公信力在于社会对裁判有稳定的预期，可以实现专业能力方面的毋庸置疑的信赖。

做一名合格的法官有很多很多的难题，需要不懈努力。近日，北京市政法委召开党建会议，有8位马彩云式的政法干警为司法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法官这个职业虽然高尚，但很多法官面临着生计问题，也有的法官，背负着很重的家庭责任，经不起家里有生病的人。做一名合格的法官，需要很高的成本，正义是需要成本的，然而，转型期的法官，不能盲目奢望，需要呼唤顺境，也需要在逆境中浪遏飞舟。